编者按：治理之要，在于为民；实践之力，源自基层。在乡村振兴一线，选调生们俯身倾听、躬身实践，将智慧与汗水融入乡村建设的肌理。本期让我们聚焦旭东村与翁垴村，看两位选调生如何投身基层治理改革：从优化服务大厅、运营“强村公司”、推动议事协商，到巧妙化解沉积多年的邻里纠纷。他们将政策理论转化为破解治理难题的具体实践，在回应群众期盼中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实干与担当。 

旭东实践：当柜台变为窗口

杜山镇旭东村村主任助理  向媛媛

踏上旭东村的土地，我怀揣着理想，也面对着乡村治理复杂的现实。当全市深化基层治理改革试点的任务落到旭东村，我作为村委会主任助理直接投身其中。在探索“135”模式的实践中，我对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有了切肤之感，自身也完成了从迷茫的旁观者到笃定的建设者的转变。

来到村里，最先引起我思考的是党群服务中心那贯穿大厅的半高服务台。村“两委”决定，改革就从这里破题，目标是实现“办公最小化、服务最大化”。起初，我对拆除柜台、精简桌面的效果心存疑虑。但当我参与到整合分散的20多项服务、设立“一站式”窗口的工作中，看到“农家书屋”“小组驿站”被纳入服务矩阵后，我的想法变了。群众在新大厅里十几分钟就办妥事情、露出满意笑容时，我豁然开朗：改革的真谛，不在于形式多么新颖，而在于是否真真切切让群众少跑一趟腿、少费一份心。

向媛媛在改造后的服务大厅开展“暑期童乐营”活动（右二）

深度参与“强村公司”的运营，是我关键的实践课。从协助注册到项目推进，现实远比书本复杂。在推动将集体土地和大棚出租给“李太婆农园”项目时，部分村民对租金和就业保障有疑虑。在一次次上门沟通中，我学会了不仅要算清眼前的经济账，更要算好带动就业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账和民心账。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成立“强村公司”后，村里的小型工程项目不再简单外包，而是由公司组织本村施工队实施，直接带动了8名乡村工匠就业，让资金和技术都留在了村里。

向媛媛参加五组议事会，商议征地补偿款分配事宜（右五）

如果说“强村公司”教会我如何“做事”，那么议事协商则教会我“如何与群众一起做事”。村里搭建了“有事来商量”平台，我作为记录员参加了五组征地补偿款分配的议事会，亲眼目睹乡亲们从各执一词到深入讨论、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。这让我明白，只要渠道畅通、规则明晰、真心尊重民意，许多难题都能找到解决方案。在卫生评比工作中，三组作为试点，从联户党员收集建议，到小组开会热烈讨论，再到组织村民代表表决方案，最后根据反馈优化规则，我全程参与推动。这套由大家共同商议出来的方案，不仅执行效果好，村民的参与度和认同感也特别高。这些实例让我深刻认识到，让群众在关乎自身利益的事务上有发言权、决定权，就是最好的治理。

向媛媛参加三组湾组夜话，商议卫生评比方案（左七）

这场改革实践对我而言，远不止是完成一项任务清单，更像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和能力锻造。我见证了“减负”如何让服务更贴心，亲历了“强村”如何为发展注入动能，更在“协商”中读懂了民心所向。基层治理改革是一张“永不停笔的答卷”，我将带着从这片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智慧与信念，继续坚定前行。

翁垴手记：以心尺丈量地界

泽林镇翁垴村村主任助理  余稳 

今年年初，遇上村里两户邻居为屋基地界较劲。查资料发现两家面积数字清楚，但关键分界线在哪？谁也说不清。卷尺量得出数字，量不服人心里的疙瘩。

我首先走访了当年为此事签字作证的几位村民。一位婶子直摆手：“当时叫我签就签了，哪晓得签的啥？另一家找来，我就不敢签了。”其他人的说法大同小异：“当初这块地留给两家建房，压根没拉线分界”“让他们自己商量着办呗”。问及具体分界线，得到的回答多是“不清楚”“要不问问老队长”。笔录里充满了“没分”“搞不清”这样的字眼。看来，纸面上的记录解不开这个死结。

余稳入户调解矛盾纠纷（右二）

白纸黑字抵不过“记不清”。地界，其实刻在当事人的记忆和乡邻的共识里。解决问题的关键，是找到真正的“明白人”——大家都提到的当年的老队长。

我专门去请教了老队长。他讲得很实在：当年两家关系好，宅基地面积也够，地留给他们以后自己商量着建房，确实没有拉线具体分界。大致上，靠路的地块是前户的，靠菜园的地块是后户的，面积是早就分好的。问题出在后面：一是新港路一修，占了些地方，导致前户临路的地变得更窄；二是后户的地块里包含了一片菜园，而菜园受耕地红线保护，一点不能动，后户自家建房也施展不开。两家都受了影响，矛盾就这么闹起来了。

余稳入户了解情况（右二）

我把了解到的情况摊开来讲：这不是谁故意占了谁的地，而是修路导致前户地块缩窄，加上后户地块内有不能动的菜园，两家实际可用的建房用地都紧张，前户尤其困难。我问他们：“现在地方不够是现实，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，能让两家都过得去？”

余稳入户调解矛盾纠纷（左二）

沉默一会儿，后户的村民先开了口：“路修了，他家地太窄难建房。都是老邻居，我家出点钱补偿他家。让他家用这钱，在湾里别处寻个空地建房，行不？”

前户村民听了，沉默片刻，看了看对方，又看了看老队长和我，神情缓和下来，点头清晰道：“可以。”

听到这句“可以”，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这场宅基地纠纷让我深刻体会到：在村里解决问题，光认文件图纸上的死数字是行不通的。“搞不清”“没分”这些模糊说法的背后，往往是复杂的历史人情和变化的政策环境。真正的尺子，是大家心里共同认可的那本“老黄历”和珍贵的乡邻情谊。不能仅拘泥于纸面记录，必须多走湾子、多问老人，摸清人心的“边界”和“人情账”，才能找到那条让双方都安心、都满意的路。这件事之后，我感到自己脚上那点“书生气”，才算真正踩进了扎实的“泥土气”里。